美国博主批评美国政府不作为 中国的一切令我感到震撼！ 透视

中国日报网12月26日电美国博主belflowerzzzz日前在社交媒体TikTok上发布视频批评美国政府的不作为，称中国的一切都令其感到震撼！

该博主称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相当快乐的时光。她感觉中国的一切都要比美国先进得多。她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棒的国家，因为中国正在做事半功倍的事情，而美国却在做事倍功半的事情。”

她认为在中国感到很安全，即使凌晨两点走在街头，也不用担心遇到任何麻烦。她说中国非常安全，在这点上，美国也应该像中国一样将公民安全放在第一位。

她还赞叹中国的医疗体制和交通系统是如此先进，在中国，她可以用手机预约专家号，并且拿着检查单能在一天之内完成所有的检查。同时，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高铁联通。

她称赞中国的人民热情且好客，她非常推荐人们到中国旅游，并称如果美国人到中国后被震撼的话，会对美国政府的不作为感到愤怒。

鲁迅的历史背景

鲁迅简介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原 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 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 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 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 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 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 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 安。 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 同年回国， 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 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 基石。 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 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 集续编》等专集。 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的不朽杰作。 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 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 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 教务主任。 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 1929年，儿子周海婴 出世。 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 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 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 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 《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 外集拾遗》等专集中。 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 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 《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 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 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 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 《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 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 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 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 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 1981年出版了《鲁 迅全集》〔十六卷〕。 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 纪念馆等。 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 本。 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 鲁迅先生年谱 许寿裳 凡例 一、先生自民国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写日记，从无间断，凡天气之变化如阴晴 风雨，人事之交际如友朋过从，信札往来，书籍购入，均详载无遗，他日付印，足 供参考。 故年谱之编，力求简短，仅举荦荦大端而已。 二、先生著作既多，译文亦富，另有著译书目，按年排比，故本谱于此二项，仅记 大略未及详焉。 三、先生著译之外，复勤于纂辑古书，抄录古碑，书写均极精美，谱中亦不备举。 四、先生工作毕生不倦，如编辑各种刊物，以及为人校订稿件之类，必忠必信，贡 献亦多，谱中亦从略不述。 五、本谱材料，有奉询于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于夫人许广平及令弟作人、建人 者，合并声明。 （民国）二十六年五月许寿裳记 民国前三十一年（清光绪七年辛已、西历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岁 八月初三，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 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前二十六年（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前二十四年（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 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 先生在旁 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 誉其小而灵活也。 前二十年（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 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 先生外家为安桥 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 《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 外家后迁皇甫庄、 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十九年癸己，一八九三年） 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 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廿二年丙申，一八九六年） 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 父卒后，家境益艰。 前十四年（年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 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前十三年（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 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前十一年（廿七年辛丑，一九零一年） 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前十年（廿八年壬寅，一九零二年） 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 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前九年（廿九年癸卯，一九零三年） 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 秋，译《月界旅行》毕。 前八年（三十年甲辰，一九零四年） 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前六年（三十二年丙午，一九零六年） 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前五年（三十三年丁未，一九零七年） 二十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前四年（三十四年戊申，一九零八年） 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前三年（宣统元年己酋，一九零九年） 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 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前二年（二年庚戌，一九一零年） 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前一年（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 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 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注：以上月份均系阴历。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 航海低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 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二年（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三年（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四年（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 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 志拓本。 六年（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 搜集研究拓本。 七年（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 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 先锋。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八年（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 弟作人俱移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 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九年（一九二零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 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 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 仍兼任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 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 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十三年（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 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 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十四年（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 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 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 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 师，黎明中学教员。 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 同月教育部佥事恢 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 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 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 辞职。 十六年（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 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 同日 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 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 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 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 《唐宋传奇集》。 十月抵上海。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 居。 同月《野草》印成。 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 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 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 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十七年（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 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 《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 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 《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 成。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 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 同月十三，北上省亲。 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 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 《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 同月为 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 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十九年（一九三零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 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 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 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 此时浙江省党部呈 请通辑“反动文人鲁迅”。 “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 同时牙齿肿痛， 全行拨去，易以义齿。 四月回寓。 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 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 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 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 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 “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 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 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二十年（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 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 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 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 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 二十四日 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 同月《毁灭》制 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 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 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 编 一九三○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 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 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 月排比《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 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 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 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 同月二十 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 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 殓。 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 《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 图印成。 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 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 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 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 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 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 病后大瘦，义 齿与齿龈不合。 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 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 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 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 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 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 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 又校《故事新编》 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 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 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 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 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 可略作数十字。 同月，病中答访问者 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 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 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 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 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 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同月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延至十九日上午五 时二十五分逝世。 （原载《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二十六 年十月十九日初版）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 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 《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 《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 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 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 《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 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 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 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 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 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 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 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 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 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 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 ”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 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 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 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 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 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 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 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 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 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后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 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 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 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 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 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 鲁迅不足以语此。 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 这个态度并不算错。 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 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 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 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 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 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 ）随后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 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 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 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 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 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

外国的官员为什么总是让中国人感到“惊诧”

中国官员赴美挂职，为美国“上级根本不管下级”而惊诧；美国某市长因为没钱交医疗保险去脱衣舞俱乐部看大门，也让中国人惊诧；韩国总统卢武铉因为没有“首都”户口，他日卸任也许不得不回老家当农民，更让中国人惊诧；就连越南总理潘文凯的离职讲话，也让中国媒体着实“惊诧”了一番……其实，早在2004年，山东一位市长去美国某市挂职任助理后，感受到的“副总统来了，市长都不接待”和“公款吃饭不能超过9美元”已经让国人大开了眼界。 这些事，在当事人看来再正常不过，为什么放到中国来，就会引起一阵“惊诧”之声呢？我们曾经反复强调要“与世界接轨”，那么我们是否可预期，今天令我们惊诧的事，会发生在明日的中国 ... 从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5名中国四川省官员分别在美国佐治亚州和明尼苏达州接受理论培训，并进入州政府部门“顶岗实习”。 赵世勇是四川省农业厅总农艺师，顶岗实习中担任明尼苏达州农业厅厅长助理。 期中，他诧异地发现，农业厅厅长和市场处处长一同出差考察，各订各的宾馆，各打理各的事情。 “处长根本不管厅长”。 美国的“处长”为何根本不管“厅长”？按照赵世勇的“逐渐理解”，是因为美国的“处长”认为：你是雇佣我的上级，“I’m working for you”，那我把职责范围以内的工作干好就是对你最大的负责。 至于鞍前马后的事，并不是我的职责。 因此，“处长根本不管厅长”，作为处长，认为理所当然，我也相信作为厅长，也会坦然以对。 由此，我突然想起现任山东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在《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中曾讲到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他看新闻，得知美国副总统戈尔到了纽海文市。 但市长JohnDestefano置若罔闻，只管做自己的事。 他惊奇地问市长：“戈尔来，你为什么不出面？”不想市长更惊奇地反问他：“我为什么要出面？”后来李群当市长助理时间当长了，这才知道，在美国，下级官员根本没有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同检查工作、一同观赏风景、一起参加娱乐活动一说。 李群说，不说是来了副总统，就是总统来了，市长也一样的不出面。 看，在美国，下级似乎“很不在乎”上级！出差，“处长根本不管厅长”；副总统下基层，州长连面也不露。 这，对于国人而言，听起来像听“天书”，甚至少有人相信。 因为在我国，这样的事很难、甚至说是绝对不可能发生。 在机关单位，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一个人在机关干的奋斗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职位的步步升迁，努力从科员、副科员，一步一步升迁到副处长、处长，甚至更高级别；一个人怎样才能仕途顺利、步步升迁？那就是不断得到上司的赏识与提拔。 并且，我国很多官员的虚荣心与“官本位”意识似乎已植根骨髓，接受下属的阿谀奉承与曲意迎合，那是心安理得，否则，上司会惊诧，会不适应，进而记恨。 比如说一个处长与厅长出差，处长假如不是点头哈腰，像保姆一般鞍前马后伺候厅长，厅长在震怒之余，给处长扣上“无理”、“不懂事理”、“怠慢领导”等一大堆“帽子”，回来就让处长“靠边站”，等同于宣布他仕途的完结。 所以，在我国，类似“处长根本不管厅长”行为，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所以，在我国有些地方蔓延一种畸形、扭曲的“官场潜规则”：下级不对工作负责，而对上级负责；上级提拔下级，不看政绩，而看下级如何对待自己。 在美国，“处长根本不管厅长”成为无意识的惯例，其实是一种“官场文化”，这个“官场文化”，以笔者的简单理解就是：在美国，在政府工作的官员就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政府雇佣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他只需要也只能按照法律对这个岗位的描述来工作就可以了，他只对工作负责，对岗位负责；但在中国，官，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待遇，代表的是一种地位与声望。 其具体体现不是干职权范围内的事，而是在运权、管人，把“官”理解成为“管”，而不是“干”。 不能否认，美国在政府管理方面有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可取之处，这也是我国各地频频公派一些高级公务员前去学习、培训的原因。 但是，《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美国有些比较先进的“官场文化”能被意识、学习，但未必能在泱泱华夏生根发芽。 比如，我们在为出差“处长不管厅长”叫好的同时，谁敢于“模仿”、“尝试”？我想，恐怕无人第一个吃这个“螃蟹”。 毕竟，一个国度的“官场文化”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沉淀、延续下来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朝夕完成的事；嫁接外来先进的“官场文化”，必须建立在比较完善、先进的“官场”制度设计上，否则，也“嫁接”不活。 因此，我们在不遗余力公派公务人员出国学习的同时，国内应该加快各项体制改革步伐，健全完善人才评价、选拔和任用机制，以摈弃腐朽的“官本位”思想，培植健康的“官场文化”。 诚如是，国人才会对类似“处长根本不管厅长”的事不惊诧！ 山东省临沂市市长李群，2000年赴美国康狄格州纽海文大学攻读MPA（公共管理专业）。 其间，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纽海文市市长助理。 在他“市长助理”任期结束时，美国纽海文市市长说：“按照中国的礼仪，我要请你吃顿饭。 可按规定，在外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视为行贿。 所以，还是到我家里吃饭吧。 ” 席间，谈到官员的专业素质，市长介绍了纽海文市政府官员的选用情况：“我们对政府组织人员有严格的任职资格规定，特别是业务技能方面。 ”市卫生局由7人组成，其中至少两位成员必须是医学博士，而且要有5年从事公共卫生或临床医疗的经历。 市卫生局长必须是注册医生或拥有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并有60小时公共卫生管理的训练记录。 至于警察局长的人选，必须具备专业教育素质，拥有大学学士以上学位，并管理过200名警员以上，有在为10万居民服务的警务部门工作5年以上的经历。 而在国内一些地方，乡书记、乡长可直接就任法院院长、公安局长、卫生局长等专业部门的职务。 我们往往更注重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干部安置”，而忽略了“公共服务”的政府本质，导致一些干部“官气”十足，缺少平民化气息。 担任纽海文市“市长助理”之前，李群本以为美国的官员开会少，其实不然。 但美国人的会议确实简朴高效。 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市长拿出一个沙漏，向与会者宣布：“每人发言不得超过8分钟！”而一个会结束时，市长很少做什么长篇总结。 几个月里，市长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学校和医院，有些很小的会市长都参加，如肺病防治会。 比较起来，在国内当市长，最常去的是企业和农村，每次下去都会被当作“视察”或“检查”，所到之处，陪同的干部一级挨一级，老百姓较少有机会和市长“零距离”接触。 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热衷于“密切联系上级”，根子在于没有建立对上、对下“双向负责”的政府运作机制。 车祸后的施瓦辛格中广网北京消息据新华社报道，在无照驾驶摩托车发生翻车事故6个月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日前终于领到了摩托车驾照。 《纽约时报》7日援引施瓦辛格发言人提供的消息说，施瓦辛格分别通过了笔试和路考，顺利地拿到了摩托车驾驶执照。 从施州（省）长考取摩托驾照一事，笔者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办公厅的服务水准产生了怀疑。 尽管明星出身的施瓦辛格行为不羁，喜好张扬，但他毕竟是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生活方面应该得到全面周详的照顾，其秘书、办公厅及其机关事物服务中心显然有失职之嫌。 明知道省长大人有驾驶摩托车兜风的习惯，却不知道及时提醒他M1驾照（摩托车专有驾照）和C驾照（轿车驾照）的区别，致使施省长在大众面前出丑，严重影响了省长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形象，特别是给今后的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另外，该州交警队的青年民警执行公务也太呆板了，硬汉施瓦辛格地球人都知道，他居然敢扣下省长的御驾，并让其出示驾驶执照，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 建议交警总队让他写出一份深刻的书面检讨，并将其调离到五环以外的城郊结合部值勤，以观后效。 按常理，秘书应当非常熟悉领导的饮食起居，业余喜好。 事发后，秘书竟不主动与交警部门取得联系，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领导考驾照，只需给交警队打个招呼，让他们限期办理即可。 堂堂省长竟跟普通百姓在炎炎烈日下按规定科目考取驾照，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这样木讷的秘书显然不适合在这个重要的岗位工作，建议办公厅将他调往信访办或地方志办公室（享受正处待遇）。 另外，办公厅主任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施省长遭遇车祸不闻不问，泰然处之，行政决策能力太差，建议调往政协办公厅或参事室任巡视员（享受正厅待遇）。 戴尔?斯帕克斯，男，55岁，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长。 去年以来，由于自己家的餐馆生意萧条，家庭收入入不敷出，便到色情娱乐场所——脱衣舞俱乐部兼职“看门”，靠每天100美元的看门报酬补贴家用、缴纳自己的医疗保险费等。 近日，当地警察在一次扫黄行动中将这位市长“抓获”…… 堂堂一市之长，居然要靠帮人家“看门”来维持日常生活！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是多么荒诞的一件奇闻！但在美国人看来，这似乎又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 在美国，所有地方政府官员都没有固定、标准的薪酬，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只是从政府部门象征性的领取一点微薄的工资或补贴，哪怕是市长，也得依靠从事其他职业的收入来养家糊口。 所谓Dollara Year（年薪一美元）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美国的现任纽约市市长彭博便是如此。 所以这位联邦高地市市长为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到娱乐场所兼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虽然，他的兼职工作涉及了“色情”，有点儿“出格”；但他作为一个市长，白天有大量的公务要处理，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兼职赚钱，而晚上的兼职职位也大部分是娱乐行业的差使，因此，他的选择也是迫不得已。 假如，斯帕克斯在中国当市长，他还会到脱衣舞俱乐部“看门”吗？不会，当然不会！也不需要！ 首先，他有固定的薪酬，根本不需要去兼职。 在我们中国，无论多么落后的地区，市长都可以领到五千元以上的月薪。 尽管在不少人看来，这区区五千元人民币算不了什么，但这个薪酬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足以基本安顿好日常生活。 其次，他基本不需要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开支买单。 市长的生活开支就是全市人民的生活开支。 衣。 政府每年配发“工作服”，并且平时还有众多个人、集体要请市长及其家人当“时装模特”。 食。 市长本人永远都有“工作餐”，有时来个“四菜一汤”，也是鱼翅熊掌。 住。 到了市长这一级别，政府再穷，也得分个四室二厅的“福利房”吧？只要你市长点个头，最好的地段给你，最豪华的装修送你，最高档的家具往你家搬，一切免费。 行。 车改前，只要是政府部门的，阿猪阿狗都可以享受“政府买单的私家车”；车改后，跑腿儿的小兵卒得坐公交车了，而市长大人仍然可以坐着政府买单的高档轿车穿梭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至于市长的家人有没有坐在这辆车上，或者这辆车是开向哪儿，我们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因为，其它政府机关部门的公车都喷上灯笼大的“执法”字样，而市长的坐骑却没有写上“市长专用车”的大字。 第三，他不需要兼职，仍然会有非常可观的“业余收入”。 因为他是中国的市长，他就是一位“贵人”，“贵人”的一言一行都相当值钱。 例如，他的一个“签名”，虽然没有影视明星写得花哨，但却可以换来数十万、上百万的报酬；他的一个“点头”，也可以换来大笔“酬劳”；他的一句称赞，可以换来众多“意外收获”…… 第四，他根本没空去兼职。 因为他是中国的市长，每天有大量的会议要请他“讲话”，有大量的“国际商条”要他去“考察”；有吃不完的宴席，有喝不完的酒，还有剪不完的彩……如此忙碌的市长，哪儿还能抽身去“兼职赚外快”？第五，即使斯帕克斯在中国当市长，也没有工作，靠开餐馆挣钱，那也绝对是一个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富翁！市长开的餐馆，哪个机关单位的“工作餐”、接待宴不去那里举行？总之，假如斯帕克斯在中国当市长，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兼职看门”的“奇耻大辱”！因此，只能说，斯帕克斯投错了胎！美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乐意无偿地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服务，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应尽的义务，同时也视为自己的一种人生乐趣。 而我们的政府官员，自古以来被称为“人民的公仆”，但真正替老百姓办事的似乎总是那么凤毛麟角，天天嚷着“为公务员加薪”的人却大有所在！ 并且，人家的政府官员时刻接受市民的监督，虽然不拿工资，但经常会被市长以“不作为”的罪名起诉；而我们的官员，拿着纳税人的钱，却总是想干嘛就干嘛，市民的意见只当耳边风……究竟怎样的政府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一晚赚100美元据美国媒体20日报道，现年55岁的戴尔·斯帕克斯是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的市长。 一年前，当斯帕克斯自家开的一家餐馆生意萧条后，他就决定到该市惟一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去找一份兼职工作，充当夜班“看门人”。 斯帕克斯说：“我的底线是，我只是用当门房挣来的钱支付我的医疗保险费。 我一个晚上赚100美元，一周兼职3天，而我们的医疗保险，需要每月缴纳1200美元。 ”警察突袭逮了市长由于一直在晚上工作，斯帕克斯给脱衣舞俱乐部当“兼职门房”的事一直没人知道。 直到上周末，24名警官对这家俱乐部进行了突袭，逮捕了包括俱乐部老板、DJ和8名脱衣舞女在内的10来个人。 充当“看门人”的市长斯帕克斯也被一起带到了警察局，接受了两个小时的审问。 当警察们意识到他们逮住的竟然是市长大人后，惊得目瞪口呆，并没对他提出任何指控就将他释放了。 针对自己给从事色情交易的脱衣舞俱乐部当门房的事，斯帕克斯宣布自己不会辞职。 斯帕克斯说：“我根本不知道俱乐部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当看门人而已，我从来没有到里面看过一次脱衣舞表演。 所以我不知道那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斯帕克斯称，他已决定辞去脱衣舞俱乐部的兼职看门人工作。 斯帕克斯称，如果那家脱衣舞俱乐部真的干了什么违法的事，他一定会支持司法的判决。 (来源：新京报2006-4-21)头等富国的寒酸市长自从“脱衣舞门”事件后，戴尔·斯帕克斯市长的生活便乱套了。 这位美国联邦高地市的市长，因家庭财政捉襟见肘，干脆在本市一家脱衣舞厅兼职做起了“看门人”。 市长每周3个晚上待在这里，“检查检查证件，收收服务费”。 一个月赚的1200美元外快，除缴纳他和妻子每月1100美元的健康保险费外，还可以省下100美元的零头。 遗憾的是，这份不赖的收入，仅仅维持了一年便泡汤了。 美国当地时间4月15日晚上，20多名警察突然逮捕了这家名叫“赤裸元素”舞厅的老板和几名脱衣舞娘。 她们被指控违反了脱衣舞者与观众最近距离不得少于3英尺（约0．9米）的规定，且有不正当触摸，甚至有几人涉嫌卖淫。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干了什么。 ”市长说，“我找这份工作，只不过是为了支付账单，就这么简单。 ”因为这事，斯帕克斯市长的电话快要被打爆了。 在应聘到舞厅看门之前，斯帕克斯市长曾光顾过“赤裸元素”。 不过不是作为看客，而是送外卖。 从2001年开始，斯帕克斯夫妇小规模地经营烤肉生意，为派对、婚礼等送餐上门。 烤肉店取名“烧烤市长”。 但看起来，“市长”这面金字招牌并没让他的烤肉生意红火起来。 事实上，近一年来，烤肉店的订单越来越少，以至他不得不考虑关门。 所以，一年前，当他送餐上门时，舞厅老板问这位常常为卖不出烤肉发愁的汉子愿不愿来看门，他回家征询了一下妻子的意见，便去上班了。 他承认，最初他也考虑过市民的感受。 但是“大部分市民可不知道我挣得那么少，一个月才600美元！” 跟周边大部分城市一样，联邦高地市的市长不是政府雇员，纳税人并不为他支付福利。 他不得不自己支付昂贵的健康保险，加上燃气费、水费、电费，等等，市长家每月的账单约3500美元。 而市长一年的工资仅够支付两个月的账单。 “在贫困水准以下。 ”市长说。 作为市长，斯帕克斯必须向联邦高地市1．2万多名常住人口负责，这其中约有0．5％是华人。 每天斯帕克斯市长要花四五个小时干市长该干的“活儿”。 不过，他可不是这块方圆4．7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统治者”。 他只是主持着这座城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市政委员会。 尽管尊为“最高权力机构”的“一把手”，可他没法决定自己工资的高低。 假如他想让自己的薪酬涨到每月1000美元，最终需要全市市民投票表决。 这位市长大人没专车，没秘书。 尽管在市政大楼里有一间办公室，但他更喜欢在自家办公。 “我们这儿没学历限制。 ”斯帕克斯说，“任何一位年满18周岁的市民都可参选委员会。 ”斯帕克斯在当选市长前，经营着一家杂货铺，卖鲜肉是全家一笔大进账。 6年前的一天，两位市政委员会成员找上门来，游说他竞选市长。 他们看中他的是“像大家一样辛苦地谋生，人们会觉得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这位杂货铺老板终于被说动了。 “尽管我从没想过要当市长，不过当了市长，我也不会失去什么。 ”他说。 他竞选只花了几百美元，便以压倒性优势当选。 4年后换届，他成功连任。 他从未想过当市长有什么油水可捞。 在斯帕克斯看来，当市长可以“跟那么多人打交道”，“是一份有趣的工作”。 眼下，最让联邦高地市市长忧虑的是，近来该市经济低迷，失业增加，2006年预计财政收入可能入不敷出。 在职务忧虑之余，他也为个人问题发愁：自从辞去舞厅看门的工作，下一份工作至今还没着落。 他的妻子也没工作。 “找份工作可不容易啊！”他慨叹。 到明年11月，斯帕克斯市长的任期将满，并且不能再连任。 可以想见，如果到时还找不到工作，估计只能去领失业救济了。

1929-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美国胡佛跟罗斯福总统个采取了什么措施？

站在21世纪的开头，回看风云变幻的20世纪。 这个多难而漫长的世纪到底给新世纪遗赠了什么呢？“反危机”无疑是重要的一项遗赠。 从某个角度看，20世纪是极不安全的，是危机丛生的。 其他的危机且不言，单说经济危机。 人类几乎就是蹈着经济危机的烈焰进入20世纪的。 在1929－33年间持续四年的危机不过是多年经济问题累积的一种结果。 美国总统罗斯福临危受命，通过“新政”大规模地首次尝试实行了一套“反危机”的方法，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成功先例。 可怪的是，自从1929－33年那场被称之为“大萧条”的危机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再也没有发生过如许大规模的危机。 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通过凯恩斯主义给经济装上了一套“稳定器”；但危机的幽灵依然在世界上游荡，它在非西方的半资本主义世界，如墨西哥、阿根廷、东南亚诸国，频频作祟。 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认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出“中心－依附”的格局，从而把中心地带的危机通过贸易与货币关系转移到外围的依附地区。 证之以近十年来发生于墨西哥、阿根廷、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机，似乎就是这样的。 是西方世界通过“中心－依附”格局把危机输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了吗？是或不是，且不管它，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反危机”已然成为全人类的一个主题了。 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固然是面对更多的发展机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走入可能的危机之中。 “反危机”也成为中国经济与金融的一个重大主题。 我们回顾一番这一百年来惊心动魄的那场危机和处置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对于中国经济金融的“反危机”制策，末始没有借鉴的意义。 二、“大萧条”和对“大萧条”的治理1929年10月24日，发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股灾，史称“黑色星期四”。 此前，美国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经济繁荣的景象，股市经历10年之久的大牛市后，居民们热衷于谈论和参与股票交易活动。 在夏季持续的三个月中，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点上升到258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更是由268点狂飙至391点。 在一片乐观的投资氛围中，“人人都应该富裕，”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如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股东。 ”财政部长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这一繁荣的景象还将继续下去。 ”胡佛总统更是豪言：“我们正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 ” 9月5日股市出现波动，一位毫不起眼的投资顾问巴布森曾大唱悲调；但直到10月22日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费希尔仍旧在《纽约时报》头条表示：“我认为股票价格还很低。 ” 遗憾的是，两天后股市一夜间从巅峰坠入谷底，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的刷新频率都差点跟不上股价数字下落的速度！至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跌幅最大百分比；华尔街上令人心悸的股价持续下跌的势头直到11月才最终止住。 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 股市崩盘的危机直接导致5500多家银行倒闭，美国金融体系濒临瓦解，千百万美国人多年辛勤的积蓄付诸东流。 随之美国进入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的泥沼：生产严重过剩，物价持续下跌，商铺关门，多家企业破产，失业人数由过去150万猛升到 1700多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生产者将牛奶倒入大海，把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 GNP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 年的742亿美元，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社会经济一片萧条（后来便产生了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这个专有名词）。 人们对未来充满疑虑，甚至有人惊呼“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了”。 连前总统柯立芝在1933年初去世的前四天仍在哀叹：“举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 ”一向处世乐观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目睹马里兰银行顷刻倒闭，不禁惊呼：“不知这座用纸板搭的房子会不会倒塌？”。 这场持续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罗斯福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届总统。 临危受命的罗斯福总统陷入了沉思，他说“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是美国的末代总统了。 ”尽管在今天看来，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已经是很平常的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而在当时却是对传统政治体系和学术理论界冒大不韪的事件。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 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不应干预经济活动，充当经济组织相互间竞争的“守夜人”角色。 被认为美国精神代表之一的享利?梭罗曾极端地表述：“人们都说‘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但其实还应当更彻底一点地说：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明确宣布将这句话作为执政理念且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是第23届总统共和党人哈里森。 这种经济上“无为而治”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上不作为的方式一直延续至胡佛时期。 那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还没有形成，制定政策方面缺乏理论支持。 但是，严重的社会现实迫使美国进行历史转变，其时美国也需要为即经卷入战争提供及时的经济准备。 罗斯福总统怀着巨大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就职演说中对全美人民说：“我坚决相信，我们唯一引为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随即大刀阔斧地投入到对这个庞大国家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之中。 这段美国经济改革史，被后世称之为“罗斯福新政”。 新政的主要内容可用“3R”进行概括,即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 罗斯福新政的第一个阶段，政府整顿金融体系，充分恢复货币调节经济的润滑作用；同时，帮助就业，增加消费，刺激生产，实现均衡发展。 罗斯福总统认为，整个商业生产链几乎完全依赖股市来维系正常的运转，趋利投机的共性使得人们热衷于炒股，在监管者缺乏有效管制和反应迟缓的情况下，自由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均衡股市的供求关系，才出现投机者、券商和融资者相互勾结控制股价，造成股价虚高的假象。 既然大萧条是由疯狂的股市崩盘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新政就必须先从整顿金融体系入手，尽快恢复国民的信心。 “非常时期当立非常之法”。 他最初的措施是尽快让行动迅速的联邦政府取代美联储，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能，激活现金流，“让钱转起来”。 接下来，从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罗斯福政府先后说服国会通过了70多项新政法案，其中制订的15 项重要法律中,有关金融的立法占 1/3。 通过实施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经济金融措施，维持银行信用、实现美元贬值、维持农产品价格并规定协议价格以减少企业间的竞争等，致力于经济复兴，史称“百日新政”。 一个方面，通过重建与改造金融体系保障国民经济的全面复兴。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时，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还在营业，支票在华盛顿已无法兑现。 他立即下令全国银行歇业三天，这相当于“中止支付”，使国内银行系统免于坍塌，公众舆论评价这个行动犹如“黑沉沉的天空出现的一道闪电”。 3月9日通过《银行紧急救助法令》，采用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对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 从 3月13日至15日，领到执照重新开业的银行有 家。 同时期，罗斯福政府采取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措施加强黄金储备。 3月10日，宣布停止黄金出口；4月5日，禁止私人储存黄金与黄金证券, 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宣布放弃金本位；6月5日，公私债务废除以黄金偿付等。 接着又通过《联邦证券法》成立证交会，集准立法权、执法权和准司法权于一身，对全国的证券发行、证券交易所、证券商、投资公司等实施全面监督。 其权威性在于该机构独立于一般立法、司法、行政部门之外，总统一般也不能干预其行使职权。 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 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同时该法案严格限制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不得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 摩根银行正是因这个法案不得不一拆为二。 这一分业格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才寿终正寝。 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促使美元贬值40.94％。 通过美元贬值，强化了美国商品的对外竞争力。 以上措施，对于稳定局势,疏导国民经济运行的血液循环系统——金融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斯福政府还竭力促使国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尽快恢复国内生产。 这两部法律制定出商业主体遵守的“公平竞争”规则，订出各企业生产的规模、价格、销售范围，从而限制了垄断；给工人们订出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减少和缓和了紧张的劳资矛盾等。 在取得大企业的勉强支持后，罗斯福随之又尽力争取中小企业主的支持，他认为大企业接受工业复兴法固然重要，“而产生丰硕成果的领域还在于小雇主们,他们的贡献表现为，每个小企业都将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这些小雇主实际上是国家骨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新政计划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 ”同时，罗斯福政府加强了对外政治经济活动，改变美国过去在国际上“孤立的”自由主义国家形象。 另一个方面，通过政府的救济工作和提供就业机会来增加国民收入，刺激消费与生产的均衡；在凝聚与稳定人心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内基础建设。 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1700多万庞大的失业大军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维持生计，生活物资高度紧缺，财产与暴力犯罪加剧。 他认为，只有联邦政府才能解决这一复杂高危的社会问题。 1933年5月，罗斯福政府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专门规划、筹集、经营与管理救济物资，合理划分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使用比例，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用来直接赈济贫民和失业者。 为了给失业者自力更生的机会和自尊心，第二年又将单纯赈济改为“以工代赈”，全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大致分为两大系统：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款40多亿美元，以建设长期工程为主)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以民用工程为主)，给失业者提供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 到二战前夕，总计雇佣人数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1/2以上。 此举不仅为技师、非熟练工人和建筑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还为成千上万失业的工艺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 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也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 在新政的第二个阶段，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全面复兴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涉及各个层面的改革，为建立福利社会和民主政体打下坚实的基础。 1935年伊始，罗斯福政府在新政第一阶段的基础上，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与《公用事业法案》等专门法律；1938年6月14日又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保护工人的权益。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政府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少来计征的累进税率：对自然人5万美元以上的纯收入和4万美元以上遗产计征比例为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计征比例为75％；过去公司税一律是按13.75％计征，而按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至15％。 前述这些法律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受到国内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也赋予了工会和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权力。 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 1935 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 到1939年，GNP增至2049亿美元，失业人口减至800万，恢复了国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信心。 这是一场资本主义的体制改良运动。 罗斯福在整治危机的过程中，摒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原则，在宏观层面上运用国家政权干预经济，促使在微观层面上较大地调整产权关系、生产方式和生产管理体制。 新政内容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成熟，新政实践推动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可以说，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是凯恩斯收入与就业理论在世界史上头一次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成功预演。 当然，罗斯福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处，每每成为政敌们发难的理由，“新政”实施过程中利益受损的阶层也曾予以抵制和诽谤，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 其他方面，比如对银行业的利率限制，不能完全制止银行间的恶性竞争，也无法避免利率外的非价格竞争手段等等。 这也说明罗斯福总统当时对充分就业、货币政策、赤字预算和动态财政预算平衡的理解是比较表面的，尚不完全明白“只有实实在在地花钱，才能战胜大萧条”这一真谛。 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生产和就业是由有效需求决定，只要产品能被售出，则生产和就业就可以增加，当社会整体需求总量因国民收入下降不增反减，就可能发生危机，主张应通过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调节生产，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保证充分就业等政策措施。 而在这个理论之前，罗斯福新政事实上就是这个思路。 不过因为没有理论支撑，底气不足，罗斯福做起来束手束脚。 比如赤字财政问题，罗斯福只敢谨慎地突破古典经济学的“财政预算年度平衡”的信条，尚不敢明确地说：赤字财政理所当然是一种经常性政策。 新政后，随着竞争者的减少和社会总产量的降低，大垄断集团在不断壮大后，对资源配置的控制权扩大了，政府调节功能日益下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管制失灵”、“滞胀”、通货膨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股市持续低迷，再度令美国人对经济前景感到迷茫。 一位作家写道:“如果说贪婪与恐惧是华尔街上仅有的两种心理的话，那么，我想现在是为贪婪说句好话的时候了。 ”罗斯福新政是人类在20世纪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反危机案例，而且也应该说它是成功的。 我们承认新政缓和了“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注意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还打击了美国的极端主义组织，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 其开创的“福利国家”至今仍不失为垄断资本调节劳资矛盾、巩固资本统治的重要手段。 新政的很多政策与法律也为构筑现代美国政治经济体系夯实了坚实的制度框架基础。 新政为美国投入二战及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物质基础，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战后，美国先后爆发了八次经济危机，尽管从规模与破坏性上看都没有达到当年“大萧条”的程度，但历届美国政府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效仿罗斯福新政，采取了不同重点和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纷纷采取类似“新政”的措施，来避免或渡过经济危机并发展经济。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43任总统，但真正被美国人铭记在心的为数很少。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对美国有巨大功勋的总统，而其首功就是上述的新政，美国人认为他是亚伯拉罕?林肯以来最值得记忆的总统。